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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进行，德军越来越像初期的对手，红军则更接近闪击战本质

[color=#191919][font="][size=16px]     在1941年6月，据说无坚不摧的德国国防军刺向了看似牢不可破的苏联红军。在德军进行突然袭击后一个月内，牢不可破者并未发生破碎或变形，甚至逐渐强有力地阻滞了德军继续推进。在这四年耗尽无数物资能源的战争中，红军挺了过来，实现了脱胎换骨且最终反败为胜。在那场斯大林认为如同核战争一般惨烈的厮杀里，坚不可摧的德国国防军被彻底摧毁了。[/size][/font][/color][font="][size=16px]战争期间，红军在丰富的理论基础之上将其理论家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提出却无法实现的东西建立了起来且付诸实践。生存的需要鞭策着他们赶紧学习，失败的代价则相当昂贵。然而奇怪的是，时移世易，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陆军越来越像其1941年时的对手，红军却越来越接近于闪击战的最初本质。[/size][/font][font="][size=16px]     1941年时，德国陆军引以为豪的是其“任务式战术”（德文为Auftragstaktik）——主要依赖各级军官理解更高级指挥官的全部意图，灵活自主、通力合作，如此便能极大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德国军队，尤其是装甲部队早就以擅于根据形势调整部署、绕过敌防御核心并继续向敌后穿插而闻名遐迩。如果说1941—1942年间的德国国防军有什么弱点，那便是在后勤领域。俄罗斯之战的广阔范围可能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德国人的能力所在，德军初期很多攻势之所以会中止更多也是由于补给不足，而非苏军拼命抵抗的结果。相反，在战争第一年里的红军正是斯大林高压统治的受害者。部队缺乏经验和装备，它放弃了先进的战役战术理论，它的大脑在清洗中被切除了脑叶，它的军官团血流成河、一蹶不振。指挥员们往往无视地形和敌军态势，将兵力平均分配到整条战线上，甚至连最基本的步炮协同都做不到。事后，政治军官会更加肆无忌惮对战术领导进行指责，以求让自己加官进爵。等待那些吃了败仗军官们的将是遭到草率的监禁或处决。斯大林为1941年发生的灾难感到震惊，他甚至不再相信自己手下少数有才干的将领，而试图亲自掌控战争。有些时候，比如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中，最高领导者的顽强是一个优点，可以激励下属做出最大程度的牺牲。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比如他曾要求在进行边境交战时发起反击、坚守基辅及又于1942年5月要求继续进攻，这些事例则表明斯大林对战局的判断完全错误。即使是苏军初期取得胜利的1941—1942年和1942—1943年两次冬季战局中，他也显得过于雄心勃勃，不是去连续实施一系列审慎的进攻，而是打算以一次下尽血本的攻势就赢得整场战争。从1942年秋季开始，德国国防军便逐渐失去很多己方独有优势，同时染上了对手的一些毛病。持续的伤亡意味着训练标准的下降，因而也导致了德军战术水平下滑。装备的消耗同样很严重，尽管通过努力创造出了奇迹，但德国经济还是无法再保质保量地提供武器来维持曾经的技术优越性了。当然，关键问题在于德国领导层，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变得类似于1941年时的斯大林。如前文所述，很多德国军官埋怨他们的元首实际上打算亲临现场指挥军队，却让自己的下属无所事事；有时他甚至会亲自指挥集团军群，只是人在大后方而已。对此，传统说法是在苏军第一次冬季攻势中正确地禁止撤退后，希特勒就越来越多地干预野战决策。这种说法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元首关于所有危机的第一反应都是死扛到底，而非机动灵活地加以应对。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推测希特勒有两个理由去改变军队的领导风气。首先，由于红军在1942年变得对于作战越来越得心应手，野战集团军一级乃至以下的德军指挥官比他们以往更加谨慎，相关战事也越来越不像之前那样顺利。希特勒不理解在对手身上发生的变化，反而以为己方这种谨慎毫无根据，甚至可能觉得有人在故意推三阻四；于是他想方设法让部队赶紧行动起来，去取得1939—1942年间那种很常见的合围战胜利。德军指挥官们当年打了胜仗会升官分房领现钱，而现在吃了败仗同样得受罚。此外，德国独裁者也确实有理由指责下属。他曾批评有人做事时喜欢把上级和平级司令部的计划到处分享，甚至严重到了能“确保”己方意图在不经意间便会被泄露出去。这种信息共享违反了希特勒的多次专门指示，并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在1940年1月泄露了入侵法国的“黄色”方案；在1942年6月到达顶峰，此时甚至泄露了“蓝色”计划。所以希特勒试图限制信息的四处传播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这种做法意味着军队在之前战斗中曾表现出的战术弹性会有所降低。不过这种领导风气的变化并不总是绝对的。少数天才指挥官甚至到1945年还是能获准自行其是，但如果打了败仗，他们便会很快被一些胆小怕事到甚至不敢请求实施机动的人所取代。纳粹党中相当于政治委员的“督导军官”开始出现在德军司令部里，那些打了败仗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违反命令的指挥官能够保住性命都算走运。以上种种情况让德军官兵的首要目标变成了仅仅是活下去。在战术层面上，只有最狂热的纳粹党徒才仍对最终胜利抱有一丝幻想，而且没有一个德国人不会对落入毫无人性的敌人手里感到害怕。在回归战前作战理论的过程中，红军艰难地培养出了有才干的指挥员，制订出了合理的编制，生产出了有效的武器装备并发展出了切实可行的战术。斯大林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恰在此时给予了下级相应的信任和自由；希特勒则是出于很多相同的理由收紧了控制。苏军很多中层指挥员都会去克里姆林宫接受召见，然而正在设法理解和改善军队状况的领袖不是打算责罚他们，而是给予后者公正的评定。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直言不讳而遭受处分。在1942年后期到整个1943年的战争第二阶段中，红军正在成长为一支不仅能挫败闪击战，还可以在各种气象和地形条件中实施进攻和伪装的力量。于是，他们总能对敌形成压倒性数量优势（这也是战争最后两年的特点之一）而且痛歼国防军。可即便如此，苏联的人力资源亦并非无穷无尽，苏军指挥员们同样会越来越多地设法避免代价高昂的正面强攻。即使到了柏林会战，部分红军指挥员还是会继续犯一些付出了很大代价的错误，但这只是不可避免的作战消耗，而非他们不会打仗。从1942年开始，苏联军官团逐渐变得更有能力，同时更受信任。政治军官们现在只负责鼓舞士气和宣传工作，而斯大林也逐渐扩大了他所信任人员的范围。少数几个权力巨大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让位于单独的方面军或方面军群司令部，最终将权力分散到了整个指挥体系中。确实，在1945年的最后几次战役里，斯大林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最高野战指挥官”的角色，以提高其政治地位；不过此举同样表明了他对军官们的信任。除关键的政治、战略和战役决策以外，斯大林能够也的确做到了将战役的实施放心交给方面军司令及其司令部去完成。他对红军有充足信心，放手让其结束战争，而且知道这些才华出众的属下一定能帮助他提升自己的个人威望。这些属下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大规模机械化作战流程。到1944年，苏军在发起一场典型的进攻战役前会预先进行周密计划，精心采取欺敌措施，以便将兵力集中到预定突破地点。进攻开始后，首先有一波侦察营渗透进入德军前沿防御体系、夺取关键阵地，从而使阵地其余部分陷入混乱、难以固守。这一渗透行动将伴随着或继之以精心组织的大规模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准备。一俟炮兵射击的风暴由前沿向后方肆虐，得到重装甲部队和工程兵支援的步兵就会实施传统的冲击，以消灭残余德军的抵抗枢纽。到最后攻击奥得河一线之前，德军的防御体系往往都非常薄弱，所以战斗侦察、火力准备和诸兵种合成强击这三板斧便足以打开突破口。然后，苏军高级将领们会尽快投入快速兵团通过口子。尽管坦克集团军和独立机动军这种大部队是由经验丰富的将官统率，但战术上的成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由年轻上尉和少校们指挥的先遣支队。这些拥有800～2000人的高机动诸兵种合成集群总是会尽可能避免陷入缠斗，反而选择绕过守军，以形成大合围圈，并在下一道水障碍对岸夺取登陆场，从而为新一次进攻战役建立出发点。后续步兵则在日益强大的红空军掩护下肃清被围德军，快速兵团继续向前发展胜利。在这些攻势实施期间，早已集中进行管理的后方勤务部门取得了卓越成就，甚至可以临时给远在敌后400公里的前锋部队提供补给。正如德军在1941—1942年间的攻势那样，后来苏军的进攻也常常是因为后勤补给线拉得太长所以被迫终止，而非敌军采取行动所致。[/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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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size=16px]        任何战争都是在双方的不断相互学习中进行的，没有任何一方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常胜将军。战争的时间越长，战争双方对于对方的了解和学习也就越深入，所以随着双方的不断的学习战争的结果也就会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以此两个大国之间爆防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就是因为双放都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对方，而随着时间的延长，战争的结局就越来越不可控了。[/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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